苏轼行书长卷《东坡与民师书真迹》纸本，纵27厘米横96.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由儋州内调，九月过广州。谢民师以诗文求教，二人相处甚洽。此卷为苏轼离广州后写给谢民师的第二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见解，特别阐发了艺术传达的规律：一是要“文”，“言之不文，则行而不远”；二是要“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但艺术传达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使物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艺术传达还要讲求方法，他主张以平和的言辞抒情达意，“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就会“文理自然”。批评了扬雄“好为艰深之辞”、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作法。这些见解都是十分精当的。
释文：轼启。是文之意疑若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琱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琱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琱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而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则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已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轼顿首再拜。民师帐句推官阁下，十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