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于草书发表了很多看法，有针对草书本身提出的见解，有针对某一时代、某一家、某一帖评价优劣和得失。其中对某一家、某一帖的评价最多，这些言论大部分已经在本书中涉及到，因此，本部分所选择的那些关于草书格调、名家草书优劣方面的评论，主要是那些能够体现古人对草书品格总体要求和审美理想的言论。
评析：这是苏轼评价张旭草书的名言，所谓“颓然天放”是说张旭的作品在沉醉状态下完成，得全于酒，获得了一任自然的艺术境界，这一点正是苏轼的书法艺术主张。苏轼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反对刻意的苦心经营，而主张顺其自然，所谓“浩然听笔之所之”。这个观点应该是苏拭中年所持的。晚年，苏拭的兴趣转向魏晋平淡的境界，并对张旭、怀素的狂草提出了批评：“颠张醉素两颓翁，追逐时好世称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并且认为，张旭草书尚需要凭借酒的力量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黄庭坚也说：“余寓居开元寺之怕倔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洒而通神入妙。”而王羲之草书不依赖酒也能妙造自然，其间的优劣自见。米芾开始也与苏拭一样推祟张旭，后来受苏轼影响，转而祟尚魏晋平淡天真的审美境界。尽管如此，苏拭对张旭的评价还是道出了关于草书的品格，尤其是他指出，张旭草书有点画之处，意态自足，说明大革虽然狂放，但具体到一点一画，需要极深的功力。北宋的黄伯思说：“始观张旭所书《干字文》，至'毋’、'图’、'隶’、 '散’等宇，怪逸过甚，好事者以长史喜狂书，故效其迹。及反复徐观，至'雁门云亭愚蒙瞻仰”等字，与后题月日，则雄稳轩举，搓挤丝缕，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驾，而不离绳矩之内。犹纵风聋者，翔皮随风上下，而纶常在手；击剑者，交光飞刃，新忽若神，而器不离身。驻目观之，若龙风飞腾，然后知其真长史书而不虚得名矣。”(黄伯思《东观余论·论张长史书》)
评析：上述数则论草书的自论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认为草书的最高境界还是魏晋人的平谈天成，虚淡萧散，对唐朝张旭、怀素狂草以连笔为主的缠绕并不十分推祟．赵孟頫说怀素之所以高妙，还是因为不离魏晋法度。宋朝大儒朱熹对草书格调的认识也是如此，他评价《十七帖》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从自己胸襟中出者。”所谓“不与法缚．不求法脱”，是说王羲之的草书并不一味求法，但也并不强调别出新意，在有意无意之间，得以自然流露。赵孟頫称赞怀素草书，也是指怀素那些学习王羲之一路的，如《论草书帕》、《圣母贴)等，所以米芾说怀素“稍到平淡”，鲜于枢说“虾素守法，持多古意”。我们从他们的评价中能得到一定的启迪，同时也要认识到他们观念的时代、历史的特性。
历史上各个时期书法理论家所提出的审美标准既包含一定的稳定性，他们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们对草书格询的基本要求。比如说，上述各家的理论倾向于魏晋的平淡，魏晋时期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上从草创到成熟的时期，以后的草书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并形成各种各样的个性特征，可以说这个时期是草书(今草)的源头活水，因此，这个时期的草怕反映了中国人自己独有的审美趣味，而且，这个时期的草书尚未完全艺术化，而是处于艺术与实用之间的状态。这样就比较适合人们对于草书的理念。草书虽然比其他书体更接近艺术符号化，但它也毕竟是一种辅助性的书体，它还是文字的书写，而非完全抽象的艺术符号，而魏晋人在这些方面可以说被认为做得恰到好处。因此，历史上虽然有张旭、环素那样创造出极强的视觉效果的草书家，但他们的狂草并不被人们看作草书艺术的正格，联系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的观念并不是绝对的标准。古人的观念里虽然经常也谈论“通变”，但相比较而言，祟古思想根深蒂固。草书艺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实用性逐渐减弱，艺术性越来越强，这是历史的要求与必然，所以在继承伟大传统(魏晋人的境界)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有创新精神，还是要开辟新的审美境界。
评析：上述各家的言论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一个共同的观念，其中苏拭是通过楷书与草书的比较，认识到各自的难点，而正是这些难点构成了各自宝贵的品格，所以苏拭说“凡人所贵，必贵其难”，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结果。草书本来是以变化飞动见长，作到飘扬是分内之事，但是在飘扬的同时，还要作到庄重典雅，是非常难以达到的高境界。包世臣认为草书以简洁、沉静居上，雄肆还是次要的品格，他们都关注一个问题，高品位的草书并非那些一味飞动的外在之美，而是寓飞动于平静之中。
评析：赵宦光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草书的辩证法，即草书飞动的形态是以坚强的笔力作为基础的，失去了这个前提，草书便走上野路。
评析：上述数则都关系到张旭及怀素的草书。一是唐朝蔡希综对张旭草书的评价，二是北宋书法家蔡襄对张旭草书的赞赏。对于张旭草书，庸人评价很高。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有诗歌进行歌颂，大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闻上人序》中，对张旭的艺术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见第三节“体悟”)，蔡希综的看法也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张旭的草书有雄边之气象，是王献之再世。
蔡襄将张旭、怀索进行了比较。张旭、怀素这两位盛唐时期狂草书的代表人物常常是后人议论的话题，二者谁更出色，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蔡襄认为张旭草书的气象、笔势超神，不可一世，是怀素无法比拟的。而黄庭坚从这两位的草书形体上的肥瘦来评判他们的优劣。黄庭坚认为，张旭长于肥，怀素主于痉，从艺术的难度来说，要做到“肥”(丰满)而且“劲”(有力)是很困难的．而相对来说，“痪硬”要容易一些。黄庭坚本人就是继张旭、怀素之后的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大草书家，他的这番话应该是甘苦之言。而清代的书法理论家刘熙载则完全抛开了将二人对立起来的念头，从一个理论家的客观、冷静的立场，来评价他们的创作心态，这种比较是在审美特征层面上的比较，更具有理论价值。刘熙载认为．张旭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人，创作时任凭情感自然流露；而怀素作为一个浮屠，已经断灭了喜怒情结，是一种不受情绪影响的草书家。刘熙载发这样的议论，还是有一定的根据。二人都达到了创作所要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两种境界是不一样的。前者可能显示出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而后者则可能更为理性和冷峻，因此，二人的艺术意象不同。刘熙载并没有进行优劣评判，但这样的分析，很容易得出张伏寒劣的结论。因为草书是以抒情性见长，假如以冷静、理性的思维进行创作，那么，他也不可能达到感染观赏者的目的。当然，刘熙载的分析只是一种推测，比如说怀紊“悲百双遗”，只是从怀素作为一个僧侣来说的，他是否就断灭了情感，很难说。
今天，我们对于这两位顶尖的大草书家很难下优劣判断，因为张旭的作品留下的太少，而且真伪难分。应该说，这两位大草书家是历史上风格特征最突出，也是员成功的草书家，若沦浪漫的激情，张旭稍优，是真正的盛唐气象。
评析：黄庭坚认为王献之(大令)草书直追张芝，所谓“中间论书者”是指唐朝的张怀理，张怀增在《书议》中将王茵之草
书置于第八，而将王献之置于第二，并认为王蒸之草书“无戈赣括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成就不高。
黄庭坚将二王父子的草书进行风格比较，认为王赣之的草书风格如同《左传》．王献之的风格如同《庄子》，我们知道，《左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历史著作，而《庄子》则是一部充满着瑰奇色彩的哲学著作，二者相比，《左传》则严谨，而《庄子》则浪漫瑰奇。
评析：这是一则评价汉魏以后章草书法风格的发展与格调的优劣。黄伯思认为，章草以汉魏西晋时期风格质朴，成就最高。到东晋时期，王朝之开始变得华美一些，后世章草之所以不适前人，正是缺少高古的韵致。
评析：这是评价草书中独草(字字不相连)与连绵草(大草)之间品格的优劣，姜差认为，古人作草，就像写真书一样严谨，一丝不苟。
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导逐，失之逾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至于至善邓?
——刘熙载《艺概》
评桥：这一则论草书妙理在于“神明自得”，相比较而言，其他书体可以依赖功力达到完善。
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俗书反是。
——刘熙载《艺概》
评析：这里所说的“古人草书”，实际上是刘熙载心目中草书的理想境界。这样的草书无论空白少、还是空白多，都有一种桔气员注其中，而庸俗的草书无论空白少、还是空白多，都不能做到精神贯注。作者没有说明这是为什么，只是举出了这种现象，值得学习草书的人们深思。
历史上有很多描述草书形态之美的书法论著，主要集中在汉末到魏晋南朝之际，这些文献一方面记载了作者对草书艺术的体验，一方面也记录了当时人们对草书艺术的认识。这些著作是先民们对书法艺术最初的赞歌。今天，我们通过这些篇目的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古人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艺术想象力。
评析：崔瑗的《草书势》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第一篇关于书法的理论文献。这篇文字最早著录于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因此，它是比较可信的。作者崔瑗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草书家，他把自己对草书的感受记录下来。这篇文字首先承认草书存在的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他对草书的艺术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认为草书“应时渝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这无疑是为草书正名。我们知道，草书本来只是为了书写的便利、快捷，与社会上通行的正体文字相比，仅仅是一种辅助性的文字形，崔瑗不但指出了草书的实用价值，还敏感地发现了它的艺术价值。草书本文用生动的比喻来刻画草书给人的物象联想，像耸峙的高山、猛兽在奔驰；似鸟欲飞而末翔，似腾蛇赴穴，头没而尾垂……说明草书艺术具有强烈的动势。最终他认为草书带来的艺术意象是难以言传的，“几微要妙”，仿佛若斯”。正是有这篇文字，我们才有理由说：东汉中晚期，书法艺术开始自觉。
评析：索靖也是一位草书大家，他的这篇《草书势》同样对草书的体势作了生动的描述，与崔援的《草书势》相比，索靖的文章更是善于形容。可见到西晋时期，人们对草书的艺术特征的把握更加丰富与细腻。这篇文字有几点值得重视：一是关于“意巧孳生”的论述，强调主体意识在草书创造中的作用。二是对草书“触类生变”的论述。草书不主一途，是人们感受到自然万物的变化而形之于笔墨的结果，这与象形文字“画成其物”的方式不同，比如说篆书，一个字形一般专指一物，所谓“如其事物之状”。草书不但有“触类生变”的优势，而且能“离析八体，靡形不判”。这是说草书有效的分离、融会其他各种书体的形象功能，达到高度概括的艺术境界。三是草书有“去繁存微”的功能，但“大象末乱”。《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所谓“大象”是指真正的“形象”，草书虽然简略，但能突破具体的雕画，保留物象形态中最微妙的部分，这样既能表达事物的至上妙理，又有实用价值。
评析：作者杨泉是魏末晋初时人，他是一位哲学家，历史上著名的唯物论者，著有《物理论》等。善辞赋，但没有关于他是否善书的记载。从状写草书体势上看，文章与前两篇虽未有什么独持的地方，但他明确的提出了“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草书艺术价值的认识。也可以看得出，草书在众多书体中受人们喜爱与重视的程度。
评析：到南朝时期，为一种书体作赞颂的文字，除了萧衍的这篇《草书状》，已绝无仅有了。我们在接触贮述几篇草书势一类的文献后，再来理解萧衍的这篇文章，便有锦上添花之感。尤其是对草书体态的形容，更是如此'、然而，萧衍还是传达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观念，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最后，“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这是说草书有表情达意的作用，实为警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