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些问题，需要专文，我们现在来试着剖析右老的书法艺术。
纵观右老书法，可粗略分为两个部分：以大字魏碑体为首的行书和以小草为基础的草书。细分的话，还可以将《标准草书》从小草中分割开来。因为《标准草书》与右老形成自己风格的草书还不是一码事：共收集了东汉末年起到清代154位书家的字迹作为母体的1027个字，以千字文内容为书写对象。这里有王羲之223字、释怀素136字，其余各家不超过一百字。在草书传统中，有集《王羲之草书诀》，此本即根据古帖《草诀歌》影印；还有一本为明代韩道亨著《草诀百韵歌》，书写内容与《草书诀》略有差别。清·王世镗《稿诀集字》分缕条细，又有楷书释文，也为书界所熟知。
那么，右老到底要干什么呢？“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原来右老的初衷，是要实用，等于是要普及草书。这与右老“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理念相一致，右老的理念贯穿他的一生。公元1932年，右老五十四岁，即发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公元1936年，《标准草书》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出版，正试与读者见面，之后共修订了九次。手中有一本，为上海书店出版，可以窥见右老于草书所下工夫之全貌。关于草书，粗略分之，为章草、今草、狂草。右老喜欢草书，对此所下的工夫，非一般草书家所能比拟。他学草书，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草书普及，这太难了。在汉语使用现行拉丁化拼音方案之前，还有一套拼音法，像是文字的部首，已经记不得几个了。即使普及汉语使之全民精通，也是件难事，何况是普及草书。有个文化学者据此说，于右任的《标准草书》想普及草书只是个人良好的初衷，言外之意是《标准草书》没有什么价值。即以我“没有书法中人涉书法之深”的理解，于右任功莫大焉。无论张芝、张旭、怀素也好，王羲之、王铎也罢，他们的草书形态各异，然而，读了释文就会明白，草书还是有它的内在规范的。当然，草书普及是不可能的，就是专门的草书家，所作草书，若是基本笔画都能够基本符合草书规范，已经不错了，何况书法之外的人乎！
右老行成自己风格的草书，与历史上所有的草书家都有区别，即能省的笔画，一定会省略，又不会让你读他的草书一脸的茫然。即使是偶有看不明白之处，仔细分辨，也会有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右老草书的举重若轻，来自他对草书的烂熟于心。学者若是不慎察而蹈其皮相临摹，一定会出现散漫之疾，是学于书不得不察的。
右老又是碑学大师，收集碑石众多，所收碑石中，东汉蔡邕所书丹《喜平石径》尤其珍贵。毫无疑问，右老的另一种书法形态是行、楷书，即是魏碑体书法部分。魏碑刻石，以《龙门二十品》被世人奉为圭臬。碑学兴盛的年代，一窝蜂的学刀痕，写的字歪歪扭扭，仿佛扛着泰山般沉重。尤其捺脚，写得像是只伸出来没有洗干净的脚丫子一般。诚如沙翁所说，“以柔软的毛笔去摹习方俊的刀痕”，显然弊端多多。据沙孟海考订，即以狂炒的《龙门二十品》而言，写手高而刻手也高的并不多，大多是写得好而刻得不好或者写得不好刻得也不好，甚至根本没有书丹直接刻石，乱凿一通，如何便通通叫好。
右老之魏碑功底，可在1927年撰文书丹的《佩兰女士墓志铭》看到端倪。整饬大方，并非仅仅临摹魏碑，甚至还带有赵孟頫的温柔敦厚。尤其是右老的大字楹榜，写得落落大方，历史上如此潇洒的魏碑，恐怕只有右老了。他将魏碑行书化，又糅合了楷书的意趣，真的是碑帖结合了，让那些嚷着自己的书法是碑帖结合的书家，不免显得假惺惺而辛苦万状。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以赵之谦和于右任类似的书法作比较，从外部特征就可以看到，赵之谦写魏碑辛辛苦苦，于右任写魏碑举重若轻，这就是我们称赞于右任的非理论化的原因所在。
不要误会，以为我贬斥赵之谦而抬高于右任。赵之谦有一幅楷书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尽管他说这是受别人之嘱书的，谦虚地说仅仅可以粘壁，并非自我标许，我们还是认为这里肯定有银子。可见，成为赵之谦也非易事，他是有学问的，也非可等闲视之。在碑学上，我对赵之谦碑学的高明处择机会另行文。在此小文中，我欣赏邱振中教授对赵之谦的评价：“赵之谦对笔法的驾驭能力是不能否认的……过于强烈的创作意识几乎使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完全变成一位匠人，而他真正的艺术才能却只有在远离艺术的场合中展现。”
这个观点颇和我意。其实还不仅仅是赵之谦，其他书家也多有此等状况。即以书学史论，传世高古之法书，也莫不是如此。我在其它文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非书法的故意”。但是，从案上观到壁上观，毕竟是趋势。再乞米的话用无线电话了，想得到颜真卿们的乞米帖已经是非分之想了。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态呢？来路不一样，赵之谦崇尚碑学而不能自拔，于右任崇尚碑学而可以从另一面看待它，即参照帖学，与历代非魏碑大家相比较而又避免再度孱弱。更为其他碑学家不能到处，则在于右老曾经作标准草书。他没有误入碑学的白虎堂，是他在碑学的庭院里转悠了很久，爱之，察之，收集之，考之，辨之，再予以化解之。其实所谓碑学，我们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北碑，或者具体到魏碑。依我愚目看，若是辛辛苦苦分辨写手高低，千辛万苦从刀痕中寻找毛笔的运动，还不如直接到李邕的《麓山寺碑》里查看呢！虽然欧阳永叔说邕书未必独然，可是毕竟然也！这是另一个话题。右老之重视北碑，还不仅仅为了书法，拯救文物为民族效力，是其“匹夫有责”式的信念。即以前文所说的《熹平石径》，花费银两几千。只此一项，即为功德无量，何况，右老收集颇丰呢！
于右任成为书法大师，到底归于他的天赋，还是勤勉？还是他的学问，亦或是不凡的生命轨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总觉得唐以后的书法缺了点什么，邱教授说是那点匠气。这很难有统一的说法。台湾的于大成先生说长峰羊毫不能使用，使用了长峰羊毫书法会很糟糕。可是，林散之就用长峰羊毫写出了那等字。而沙孟海则一般用短锋，在书写的过程中，笔锋烂叽叽四处开叉，依然义无反顾地写下去，写出了浑然法书。而于右任则是在黑白分明的两极挥洒，标准草书或者归结到他的草书，与北碑行书创作肯定不是一样的用笔，在他那里并没有水火不相容。这就是右老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所在。
美髯公于伯循右任老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他重重地挥一挥手走了。苍松翠柏环绕，高山之巅，一位巨人在望大陆。何时我们能够看到，他的灵柩在礼炮五声中起航，与他的发妻合葬于三原。起码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瞻仰右老的书作的同时，在心中响起那隆隆的炮声：一则为功勋，一则为教育，一则为新闻，一则为诗文，一则为书法。中华赤子于右任还没有安息，他的情深意切的诗所言之志还在飘荡，终究会有一天，我们在晚风中低回惋唱：右老你回来了，伏惟尚飨！尚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