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公元1964年11月10日晚8时8分，美髯公于伯循右任老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按照中国传统纪年，享年八十六岁。三个月前，右老住进医院，缠绵病榻。两年前，写下《望大陆》诗一首，冥冥中为他的后事作准备。与其说是诗的遗嘱，不如说是他晚年最难以忘怀的事情——故土。思念之情浓烈，诗思气度排山倒海。
右老出生在因境内有孟侯原、丰原、白鹿原而得名的陕西省三原县城河道巷，公元为1879年4月11日，在农历则为己卯，属兔，亦为大清光绪五年。其生母是甘肃静宁县人，逃荒至陕西，嫁给于文宝。右老不满两岁，生母即撒手人寰，临终前将右老托付他的伯母房氏。房氏娘家人口众多，还算有个照应。实际上，右老是在准姥姥家或者说准舅舅家成长的，直至11岁回三原念书。望子成龙是每个母亲的希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房氏教育后代的独门绝技——据《于右任传》说，右老偶有过失或有荒废学业的迹象，伯母都会郁郁寡欢，并不责备，迫使右老让伯母高兴起来而发愤。多年以后，右老作《牧羊儿自述》还不能忘记他实际的母亲：“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之。”
诗人注定了要面对世间的很多悖论与变数——诗思的喷涌，诗情的凝结，都在这悖论与变数中得到有效的催化，成为诗人而言志，无论多么得志与不得志，都会出现与原来志向相左的结局。“写字是为最快乐的事”，然而，他又不能总是快乐。
这篇小文是在说书法家于右任。我们很快会发现，右老与众多的书法家不同。书法家多爱诗，大多也会作诗，不会作诗也可以抄诗。比如，我们篇首所引的《望大陆》，是右老自作诗并有书法传世，为国人所熟悉，并感念之。怀念故土，所谓落叶归根，是游子生前的强烈愿望。然而，右老之怀念故土，又非仅仅是一己之私情——怀念故乡。以诗人、书法家概括于右任，似乎简单了些。那么，他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并不复杂，他给大人物写过一副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构成了他一生的追求目标。
热衷于政治而又以书法名世不肯让人，在颜真卿后恐怕要推于右任了。颜真卿祖籍山东琅琊，后迁居京兆万年县。于右任所居三原与京兆相去不远，可算作老乡了。他的这位唐朝老乡一心想建功立业，一心想辅佐君王。到了举家无粥可食靠乞米度日的时候，也没有忘了守政，多次遭贬谪外放而忠心可鉴。于右任晚年凄凉，据说很穷，连镶牙的钱也没有，菜金往往也要“告贷”维持。即以如此的经济状况，还写下了《望大陆》诗一首，真的不可思议，也是他一生从政难以想象的。更为悖论的是，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何以又让他远离故土，不得不以诗的形式怀念之。这哪里是他的初衷呢！
我们不得不将目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那个牧羊少年，为世人称之为西北奇才的于伯循——预谋刺杀慈禧太后。于右任进西安陕西中学堂，是为公元1900年，岁在庚子，鼠年，右老仅仅二十二岁。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即选择陕西中学堂驻跸。善于讲究排场的慈禧太后在慌不择路狼狈困境中依然铺排，让这个青年很是恼怒。他认为国家如此狼狈不堪，刺杀了慈禧让光绪皇帝变法就可以救国。于是，给当时的巡抚岑春煊写了一封信，要求岑巡抚“手刃西太后”。若不是同学王麟生苦劝，历史将会是另一个面目。而这公元的1900年，三岁的林散之老人患中耳炎致使微聋并遗疾终生；沙孟海则刚刚出生。日本国河井荃庐手拿橄榄枝执弟子礼拜谒五十七岁的吴昌硕。四十三岁的康南海有为先生逃到新加坡，住槟榔屿总督府躲避缉拿。
列强横冲，国亦羸弱，如何救中国？这恐怕是清末有志之士凝结起来的当务之急。
在于右任的性格中，千回百转悱恻迂回，那不是他。做什么都要明目张胆，都要大张旗鼓，都要赤裸裸。他的思想形成，与他的诗分不开。尽管他作了很多反清的诗，也许因为懂诗的人少，或者说二十几岁的右老太不知名，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反倒是一张相片，让他成了清政府的通缉犯——右老脱去上衣，披头散发光着膀子右手提着一把刀。三原县令据此与《半哭半笑楼诗草》一起，密报陕甘总督：于右任是革命党，削去举人并缉捕归案。
其时，右老年纪轻轻，已经是商州中学堂的监督了。光绪三十年，春闱会试在开封。右老等于是“晋京赶考”，密报业已得到批准。批复的电文几经转折，到了三原，右老已经到了开封。待到缉捕人员到了开封，右老已经扮作司炉，到了汉口又乘轮前往上海，到得南京潜行登岸，遥拜孝陵。诗《孝陵》一首曰：“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上海，这个洋人最早集聚的地方，右老受到新思维的影响在所难免。经人介绍，化名刘学裕进入震旦学院学习。这是右老人生的转折点，因为他认识了我国早期的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并且成为亦师亦友的至交。马相伯于1902年创办震旦学院，开学一年多之后，因法国教会势力干预学校教务，篡夺校政，以于右任为首的绝大部分同学愤然退学。之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为监督，于右任为马相伯的书记兼授国文。“复旦”二字则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据记载，舜将禅让给禹时，卿云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由震旦到复旦，右老也从学生到了当老师，于右任成了现代中国最早的教育家。
公元1906年，于右任二十八岁，即东渡日本到达东京，11月13日与孙中山晤谈，并正式加入同盟会，我们可以看作这是于右任职业政治家的发端。其后创办《神州》、《民呼》、《民立》、《民吁》诸报；成为孙中山时期的中华民国交通次长，又做靖国军总司令，再参选副总统而为监察院院长……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身份就确定了。刘昌平先生在《于右任传》那本书的序言里，言功勋、言办报、言教育、言诗文，就是不言书法，传记的作者许有成先生亦有详尽的描述，构成了一个职业政治家的丰满形象。我就常常想一个问题：于右任是大才者。这所谓的大才，不是他为职业政治家的缘故，是站在书法家于右任这方面看的。书法这东西是不是需要专业，就是一生什么也不干，或者说什么也干不了，就要伺候笔墨。一个人的学问与才能，在书法上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断言书法不能职业化专门化，当然有更多的例子，比如书圣王羲之、比如宗师颜真卿、巨匠赵孟頫、领军尚意书法的苏轼等等等等。但是，专业书家也并不是没有，而现在的趋势是，书法的专业化已经成为主体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