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华文化的生命线--张公者对话余秋雨之一
张公者：如何评定中国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余秋雨：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分两个属性，一个是工具属性，一个是精神属性。
所谓工具属性，小而言之，书法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工具；大而言之，中国文化能够流传到今天，也是以书法作为工具，这条黑黑的墨痕其实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线。
书法在中国文化上的精神属性，是中国文化人格最抽象的一种描绘方式。那些流动的线条正好对应着历来追求的君子风范，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风雅品貌，都在这个线条当中体现出来了。一个人从小每天在书法当中慢慢地磨炼，就是在修炼自己的精神品格。
只要懂书法，从满纸云烟当中就可以看得出中国文化人格。
张公者：书法的工具性是独一无二的。离开了汉字这种文字工具与载体，书法就不复存在。可以这样讲，人类文字当中唯有汉字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的工具与载体。作为记录语言的汉字与作为艺术的汉字书法成就了人类文化史的辉煌。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它是物质的；作为艺术性的存在，它是精神的。
余秋雨：这里有三个范例，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这三种法帖可以说是中国人格美学最典范的体现。三种强大的人格，通过三幅书法，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人格的三个高峰，而这三个高峰又各自具有很大的时代概括力。
王羲之的《兰亭序》，它产生在魏晋的乱世。中国文化许多奠基性的创造往往都是在乱世完成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具有这种奠基性的重要价值。王羲之的书法潇洒典雅，既有君子风范，又有魏晋名士遗留的那么一种浪漫和收敛，体现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文人的集体人格。后来的很多文人、书法家几乎每天都要背写一遍《兰亭序》，但主要是临摹笔触和布局，却很少品味《兰亭序》的文本内容。其实《兰亭序》的形态和内容是互相辉映的，我们可以由此更清晰地了解他们这群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总是要求我的学生顺便关注一下《兰亭序》的文本内容。你看，王羲之先讲他们聚会的时间、地点、气候、气氛，然后就讲到了人生观。他说人活在世上有两种追求，对内可以寄情抱负，对外可以寄情山水。不管是寄情山水还是寄情抱负，只要情绪安定而不躁动，都可以。怎样才能使人安定下来呢？那就要求这个人必须要有理念。当时在魏晋名士中最常读的理念就是要贯通生死。而王羲之说：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贯通生死，而是要贯通古今。如果是贯通古今的话，我们今天的聚会就非常有意思了，大家留下那么多诗，我还写了这个序，时间就像眼下的流水一样流去，以后总有一天会有很多人看到的。这是一篇表现君子情怀的优秀短篇散文。王羲之的笔墨是这种情怀的杰出外化方式，加在一起成了那个时代文化人格的精彩代表。
《兰亭序》是公元4世纪的事。我们再跳到公元8世纪，要看看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了。这个《祭侄文稿》不仅是书法杰作，而且还是在中国历史最大折裂处的一次人格大奔放，极其灿烂又极其悲壮。我所说的中国历史的最大折裂处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时，朝野在震惊之余束手无策，第一个站出来组建武装力量长途平叛的，居然是颜真卿本人。他们全家，为这场战争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他们以一门悲烈，维持着大唐文明，抵制野蛮的罪孽。两年以后颜真卿亲自写文来祭侄子，他以笔墨哽咽着，以撇捺祭奠着。那淋漓顿挫的笔触，撕肝裂胆的篇页，我每次看到都激动不已。激动的程度，超过观看毕加索那幅抗议法西斯暴行的《格尔尼卡》。从8世纪到11世纪，我们又拥有了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苏东坡没有王羲之那么好命，也没有颜真卿那么磨难，但在文化上却又比他们更全才。在文化上，他几乎什么都行，因此多种风浪也就汇聚到他身上。
如果说王羲之是乱世当中的典雅人格，颜真卿则是盛世当中的悲壮人格，那么苏东坡则代表着一种更理想化、也更亲切的放达人格。
三个帖让我们看到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又是三个群体的最高体现，这三个群体又反映了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又是中国文化的关键时期。所有懂得中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魏晋、大唐和北宋，这三个朝代加在一起的话，中国古代的辉煌，我想大半可以涵盖了。因此，三幅行书，成了中国文化史最抽象的、最概括的外化形式。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史最壮丽的部分。
张公者：这三种法帖不仅是书法艺术杰作，同时也是作者人格的体现。是那一时代的精神、文化与杰出人物的代表。后人把三种法帖称为“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是有深刻涵义及令人信服的。它们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创作本体的高超，在文本上也给人启迪，对生死、人生、国家、庶民，都有让人值得思考的论述。
法国的熊秉明先生曾说过：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余秋雨：我同意。我曾经谈到过类似的观点。我刚刚分析过，历史上重要的书法作品已经处于核心中的核心地位了，别的文学艺术门类不要难过。欧洲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荣格说过，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我进一步说，人格的外化方式一定是抽象线条，中国书法的线条把中国文化人格的几个重要方面都充分呈现了。你看，笔墨的流动状态就是逍遥游，君子高高大大的袖口在转笔处抖动，他们的表情变化，他们的气节刚正，全在笔墨间体现出了雍容与华贵。他们还必须遵守规范，在规范当中取得自由，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好体现在书法当中。这种抽象提炼，恰恰是最高提炼。
8年前，在法国的塞纳河畔，我曾经和一个法国建筑学家有过一次争论，这个争论当时凤凰卫视播放过。那位法国建筑学家非常喜欢中国，喜欢中国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但他对我说，他有一点不喜欢的就是中国的审美水平太低。我说你指的是什么？他说你看，全是大红大绿，大金大银，大红灯笼，画龙画凤。他说不仅在北京看到，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也有看到。他说，世界上任何具有审美水平的人都知道，艳俗的色彩泛滥是低级审美，你们怎么就永远也走不出这个低级审美呢？我听了就明白了，说你说得很对，但是你误解了中国几千年的审美传统。我讲了两个证据。第一，在2500年前，世界上首批大哲学家同时问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哲学家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的观点，他就是中国的大哲学家老子，我没有看到其他文明故地的哲学家提出过类似水平的观点。“五色令人目盲”，说明中国人并不喜欢艳俗的东西；第二点，我希望你注意，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用一种黑色的线条横贯几千年，构成了自己文化审美的最高形态，所以说中国人其实比世界其他民族都知道收敛之美，单纯之美。他抱歉地说，他都不知道。他说，希望你们能保持啊。我说我们一定能保持，一定能够恢复到这一点。
张公者：当我们在研究古代书家的生平时，我们知道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都是“为官者”。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名家也多是官员。那么，中国书法和古代政治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余秋雨：没有直接的关系。宽泛地说起来，古代的政治生活中离不开书法，中国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文人，文官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其实是以自己的文化人格作为基础的。书法是文化、人格之外化，所以当然和政治有点关系，但书法和政治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可以讨论的关系。
张公者：书法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价值？
余秋雨：“五四”以后推广白话文，钢笔文化“战胜”了毛笔文化，留下来的毛笔文化主要是一种美丽的工具性存在。
张公者：过去人们用毛笔来进行书写，记录语言，那个时候可以理解为工具性。而今天大家不用毛笔写字了，甚至连钢笔都不用而直接用电脑了，为什么还是工具性存在呢？
余秋雨：这是因为书法进入了公共审美阶段。当代书法在公共审美领域又出现了几种方式，例如旅游点的碑刻，商店的招牌，书画展览中的展示等等。由于表达工具主体的改变，很多人已经不会写书法，因此书法已经不能作为人格的一种外化形式，因为很多很好的人，字写得很坏。现代书法家人数也不少，但在全社会中还是很小的一群，书法在他们手上更多地是审美形式，而不是人格外化。其实在古代，一个具体的人的书法技术与他的道德品质也不能等同，我说的人格外化是整体化的。
张公者：所谓书品即人品。如您所说的书法的另一个最重要属性—精神属性，它是书法得以传承数千年不衰的令人神往的高贵品性。
余秋雨：钱鍾书先生曾经提到，“文如其人”的说法有很多例外。说“文如其人”或“书如其人”，不是一个规律，而只是对少数完全合一的人的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