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富有伸缩性，也即是弹性。行书可分为“行楷”(或日“真行”、“行真”、“楷行”)、“行草”(或日“草行”、“半草行书”)两种。张怀璀《书议》云：“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这里“真行”指“行楷”。而对于王献之首创行草的特点，张怀璀总结得最为详细：“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变。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这里对两种书体进行比较，尤其赞赏行草为“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说明行草的杂糅性，具有审美的多元性；同时对二王父子的书艺成就作了比较，指出了两人各自的长处，对六朝以来父子“孰优孰劣”问题进行了澄清，从此后书评中再无异议。姜夔是南宋书论中著名的“风神论”倡导者，他认为，行书应“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所贵乎裱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学，可以兼通。”这里将行书比喻为一位成熟稳健的人，姿态多样而体现出洒落的风神，在乎博学兼通。当然，宋人受理学家“积学为功”思想的影响，对“天姿神纵”的天才论虽然不反对，但更强调后天的学习，读书明理，格物明理，贵在“尽其性而知其天”。明代项穆云：“不真不草，行书出焉。似真而兼乎草者，行真也；似草而兼乎真者，行草也。”与张怀璀所言意同而说法易让人误解。刘熙载认为：“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东坡谓‘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行岂可同诸立与走乎?”他又明确提出：“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可见，行楷是楷书的简捷和流动形态，行草则是草书的周详和安静形态。只要学好楷、草，适当加以变化则能得行书之要领。无论行楷或行草，行书都是文人书法最为注重的书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行书可以表现韵趣，以体现不俗之人格为尚，超越技巧为高；第二，行书以适意为主，不要太受法度之限制，故有乐趣；第三，行书可以脱略行迹，偶有败笔亦可，整体要协调；第四，行书变化多端，有“定理无定势”，新意妙理常见。第五，在行书中“行气”(或称“书脉”)更为重要。
行书的魅力关乎人格的超拔。刘熙载评米书：“米元章书脱落凡问，虽时有谐气，而谐不伤雅，故高流鲜或訾之。”这“谐气”指戏谑的意味或习气，有经漫之气。但小疵不伤大雅，更见性情。行书是“雅逸”之风度、神韵、气质之再现，自然不能仅仅要求点画之笔笔工稳，而重在“势”、“气”的连贯，体现出生命色彩。所以，刘熙载在《书概》中的格言“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一语最为警拔。因为行书最能看出书家的情性和审美趣味，其韵律和节奏最能表现书家生命的真实。六朝时期，品藻之风盛行，论书与论人相结合。论人包括人之外貌、气色、气质、神采、才情等，都可以在书法的点画形态中去观察。如宋人论陶弘景行书：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身长七尺四寸，神采耸秀，有仙风道骨。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而行书尤妙。大率以钟王为法，骼力不至而逸气有余。然苦心笃志，未尝懈倦。
这里涉及“帖”与“碑”的关系问题。“帖”最初是指纸本或绢本上的字迹，如行草手札、尺牍，是以非正规书体(篆、隶、楷之外)的行草为主的书写形式，用于私人之间的交流和问候等。阮元先生认为：“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帖为简札之类，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在刻帖的时期又能转化为法帖，也可刻入碑林成拓片，成为“碑”的形制。在体积上是应以小巧玲珑为主。有人认为《集王圣教序》刻石，是集王羲之简札而成，应仍称之为帖，不可称之为碑。这里，是以字体分类，常常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模糊性。
而与此有关的“帖学”，一是指研究考订法帖的源流、优劣、真伪、拓本之先后及文字内容的学科。二是指宗尚法帖之书派，与“碑学”相对称。一般又称南派。一般认为，帖与行、草的关系较为密切。阮元《南北书派论》认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北碑南帖论》日：“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虽然对南北分派历来意见不同，但对“帖”与“碑”的特点作出了相当的界定。郑孝胥认为：“南朝土人雅尚清谈，挥麈风流，形诸简札，此帖学之萌芽也。唐太宗好《兰亭》，于是有唐一代书家，无不学王者。苏灵芝欲展《兰亭》为碑，此以帖入碑之始。其书实伤婉丽，所谓俗书之祖也。”看来碑与帖有各自的特点，不能混为一谈。
许多书家能写小手札，而无法写大碑巨碣，失之气魄和骨力，也有许多书家大书深刻而小字不佳，失之韵味和意趣，都是没能兼通之故。相对而言，碑帖相济是比较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