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张在辛《篆印心法》中的一段：
宜锋利者，用快刀挑剔之；宜浑成者，用钝刀滑溜之。要括利而不得精彩者，可于石上少磨，以见锋棱。其圆熟者，或用纸擦，或用布擦，又或用土擦，或用盐擦，或用稻草绒擦，相其骨格，斟酌为之。
为求得篆刻线条不同的审美质感，而采用不同的技巧，其中刀法与做印法常常是糅合在一起的。“快刀挑剔”、“钝刀滑溜”，可以归入刀法之中，但在石上磨，以各种异物擦印面的特技，分明做印法无疑。刀法与做印法只是概念区分，在篆刻创作的具体操作中，常常是相互渗透交织，其区分是模糊的。
篆法、章法、刀法三者构成了篆刻艺术的三要素，而对于采用做印法，历来颇有争议，篆刻家各依自己的审美态度而选定自己的创作技法。从传统的文人审美观出发，有许多印人反对篆刻刀法之外的做印法。书法中，孙过庭在《书谱》中就反对笔法之外的巧饰：
复有龙蛇云露之流，龟鹤花英之类，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
对于那些画字、做字而不是写字，孙过庭认为是左道旁门，是不屑论及的。甘在《印章集说》中说：
古之印，未必不欲整齐，而岂故作破碎？但世久风烟剥蚀，以致损缺模糊者有之，若作意破碎，以仿古印，但文法、章法不古，宁不反害乎古耶？
显然，他反对刻意追求古印剥蚀斑驳而失去字法之古，延伸论之，他也是在反对制造印面剥蚀斑驳效果的做印法。杨世修《印母》中一段：
犯造之法，惟饰为易。刀笔之下，天然成章，乃非法增添，无端润色，毕竟翦花缀木，生气何有？
他反对刀笔之外的做印手段，反对印面“翦花缀木”的装饰效果。清人桂馥《续三十五举》中也有同样观点：
《考馀事》曰：“今之锲家，以汉篆刀笔自负，将字画残缺，刻损边旁，谓有古意，不知顾氏所集四千馀印内，无十数损伤，即有伤痕，乃入土久远，水锈剥蚀，或贯泥沙，剔洗损伤，非古文有此。欲求古意，何不求其篆法、刀法，而窃其损伤形似乎？”
张舍人埙曰：“汉印多拔蜡，故文深字湛，其有剥烂，则是入土之物。今人仿汉印，有意脱落，字无完肤，此画捧心之西子，而不知其平日眉目，固朗朗然姣好也。岂不甚愚也哉？”
这种反对以非刀法的做印手段去制造印面剥蚀斑烂的观念，被赵之谦运用于创作实践中，他认为篆刻的古厚之气要以自然爽健的刀法表现，而不在于制作斑烂的印面效果，他在“何传洙印”边款中说：
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力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貌……
黄士陵很赞赏赵之谦的这种创作思想，他在“欧阳耘印”边款中说：
赵益甫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
他对于在印面仿做古印之斑驳不以为然，在“季度长年”印款中刻道：
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
黄士陵在创作中贯彻自己的审美观，用刀光洁挺拔，印面完美无缺，技法中不使用刀法之外的任何做印手段，成就了一种“朗朗然姣好”的印面效果。
齐白石比起赵之谦、黄士陵，可谓是篆刻中的大写意派，但齐白石是反对做印法的另一类代表。白石虽重视印面效果动人，但他依靠爽健、猛利的单刀去刻自然形成的一面挺拔、一面迸裂的线条，表现书法中具有特殊效果的笔意及印面痛快淋漓的气氛。他讲求创作过程中的痛快，不去斤斤计较细节，不用做印手法去制造印面效果。白石曾说刻印要“不为摹、作、削三字所害，虚掷精神”，“余之（用刀）纯任自然，不敢妄作高古”，就是说他不愿用做印的手法去追求貌似高古的假古董。白石有一首“题某生印存”诗并题解：
古今人于刻石只能蚀削，无知刻者，余故题此印存，以告来者：“做摹蚀削可愁人,与世相违我辈能，快剑断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世间贵痛快，何况篆刻风雅事也。
他认为刻印是痛快事，一刀刀爽爽刻去才能得痛快淋漓之妙，刻意做作、精工巧饰、模拟锈蚀皆有害创作情绪的宣泄，有害艺术的最高境界自然二字。
在篆刻中反对制作效果、轻视刀法作用最甚者莫过近人马衡先生之论，他在《谈刻印》一文中有一段话：
……徒恃其运斤之力，以攻方寸之石，剑拔弩张，狰狞可怖，毫无美感可言。彼则沾沾自喜曰：此汉凿印之遗法也。一何可笑至此。此盖代表陋而妄者也。汉印中之凿印，有刀法而无笔法，有横竖而无转折，为当时之急就章。作者偶一效之原无不可，不能专以此名家也。
……可见刻印必自写篆隶始，吾丘氏固未尝专授人以刀法也。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艺。习之数月，可臻娴熟。研究篆体，学习篆书，则关于学术，古谓之小学，穷年累月，不能尽其奥藏，其难易岂可同日语哉？
马衡反对模拟汉凿印，并且贬刀法为手艺，奉篆法为学术，虽与赵之谦、黄士陵、齐白石同样是反对摹古印之貌，而本质却是相悖的。赵、黄、齐之反对做印摹古，是艺术创作的一种主张，而马衡之反对摹古，是站在文人学者立场上的片面之论，失去了篆刻的艺术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