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小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欧阳修《跋茶录》中说：“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以小楷为难。”其实，小楷之难，并不在于字小和用笔的精细，也不在于法度和至到的功力，真正的难是难在它高雅而清新的气息。
近人学书，都很重视创新二字，那么如何去创，何以不新？这里就涉及到眼和手两个方面：眼即审美观念，手好创作技巧。近读寥燕《二十七松堂集》，他说：“余笑为吾辈作人，须高踞三十三天之上，下视渺渺尘寰，然后人品始高，又须游遍十八层地狱，苦尽甘来，然后胆识始定。”此论亦点头以荡人心魄，发人深思，令人拍案叫绝。作书亦何尝不是如此，凡欲以书成功者，必不甘心寄人篱下，讨人生活，而能踞高临下，纵横博览，雄视古今，从别人想不到处着眼想，从别人做不到处用力，方能与古人争一席之地。及其立意既定，又须脚踏实地，从十八层地狱处开始，惨淡经营一番，一步步做去，待功到之时，自能绝迹飞空，不落古人窠臼。
任何艺术并无新旧之别，只有高低深浅雅俗之分，亦即技巧的高低，功力的深浅和格调的雅俗，书法艺术的美并不绝定于它的外在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内涵实质，创新绝不是单纯片面地去追求形式上的变异，若徒以为只要与众不同就是新，采用大胆变形，极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自我，于是扮鬼脸，装怪腔，嘴牙咧嘴，诡形奇状，矫揉造作之态充斥于书坛，岂不令人齿寒心冷！这种创作其形其貌固然与众不同，但即忽视了艺术最根本的要素，即真和美，他们脱离了艺术内部的客观规律，去追求所谓的拙丑真率，他们失去了艺术的情理，去追求所谓的个性解放，他们试图打破传统的桎梏，去追求所谓的风格独创，因奇求奇，奇未必能得，反而强弄出许多丑态来，这种舍本图末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是很肤浅的、很单薄的。
书法艺术地真正价值就在于借助于外在的形式，显示出一种内在的个性，情感，生气，风骨和精神。亲朋固然离不开具体的，可感的，形式上的变异，但这种变异必须是一种极微妙而合乎情理的形变，如人之五官，虽差之毫厘，而面目各异，人之个性，虽相去不远，而神情迥别，特别是小楷，这种变异尤是微乎其微。试问千余年来，人还是人，其骨、其筋、其血、其肉未尝变也，对人体的审美，要求骨肉相称，神形兼备，五官端匀，肢体协调未尝变也，古之美女，如西施、王嫱、太真、飞燕，虽肥瘦长短，各不相同，如冠之以时装，乃不失其美，只是时代风貌不同而已。昔之大家，如逸少，清臣，东坡，玄宰，虽风神面目意态迥别，各参之以学力，乃不失其真，只是艺术个性不同而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骨力，气脉，意蕴和神情是书法艺术本质上的要素，而面目只是表象上的一种流露，故凡有志于创新者，决不刻意地去追求形式上的新巧，而能还淳返朴，平其争竞躁戾之气，深自韬晦，息其急功近利之风，脚踏实地，求其本质，先讲笔法，次追笔势，理法圆熟，然后伸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融之以性情，出之以自然，则不求新而自新，此方为图本之计。
谈谈创作的功利问题
书法艺术的创作，既是一个极其严肃，刻苦，千锤百炼的过程，又是一种消遣，一种游戏，不处较个人利害得失的活动。
书法艺术和其它艺术一样，有着它内部自身的客观规律，来不得半点虚伪，着不得丝毫的投机，古代许多书家，其在资学力不可谓不深，其道德文章不可谓不高，其胸襟识见不可谓不博，然而他们并不因此恃才睥睨，放浪恣肆，高自期许，目空一切，相反，他从总体上都能于超逸之中下实际功夫，苦殚学力，极虑专精，砥砺濯磨，笃志不分，此此他们的作品经过一番剖洗熬炼，自然精光透露，从而过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境地，正如王宗炎在《论书法》中所说的：“古人作书，以通身精神赴之，故能名家，后人视为小学，不专不精，无怪其卤莽而灭裂也。”
前人刻苦志学的故事是不胜枚举的，如文征明是明代著名的书家，他的小楷所以能风靡当时，传美于后，与他刻苦用功是分不开的，据《文嘉行略》中谓：“征明少拙于书，初模宋元，继悉弃去，专师晋唐，自课日临写千文十本，清晨笼首，书一本毕，然后下楼，盥洗见客。“因此，他的小楷愈老愈精神，而以功力见胜，相传亿写字极其认真，即使是信札简帖，亦从不苟且，稍不得意，便弃去重作，此即董其昌所提倡的写字时须用敬也，这是创作的一种严肃态度，周星莲《临池管见》谓：“字学以用敬为第一义，凡遇笔砚辄起矜庄，则精神自然振作，落笔便有主宰，何患书道不成，泛泛涂抹，无有是处。”特别是书写小楷，最要在用笔的精到一下功夫，若率意信笔，先不求工，则势必不工。又如清代的何绍基，他的小楷用笔内擫,点画凝练，相传他作小楷时，回腕悬臂，故笔力充沛，其临摹之勤，可谓清代第一。据《清稗类钞》记载，他学颜楷时，悬腕人藏锋书，日课五百字，大如碗，横及篆隶，晚更好率更书，当他获得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时，喜不自胜，一跋再跋，朝夕观摹，以为至乐，据杨守敬记载说子贞隶书学张迁，几逾百本，论者知子贞之书，纯以天分为事，不知其勤笔有如此也。又据向燊说：“每碑临摹至百通或数十通，虽舟车旅舍，未尝偶间，至老尤勤。”可知翰墨之道，大非细事，几各位字累功，切磋琢磨，精益求精，方能有成，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正如宋曹《书法约言》所说：“：故志学之士，必须到愁惨 处方能心悟腕从，言忘意得，功效兼优，性情归一，而后成书。”其中是有甘苦的。
书法艺术的创作又是一种消遣，是一种超然名利之外，不计较利害得失的艺术活动。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今爱好写字的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但不一定人人都成为书家，即使偶然成家后，但不一定人人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如果一个人尚未能从古人的甘苦中尝到一点滋味，便欲急于邀名，尚未从前人的和墨中获得一点经验，便欲急于求利，或四出张罗，奔走于权势之门，或与世迎合，投时俗之所好，或扬己抑人，沽一时之虚名，或随俗流转，无一祚之主见，应酬交酢，送迎往来，荣辱得失，无有休止，这样他就会在一连串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汩没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就势必不能体味到创作中产生的审美愉悦。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艺术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墨子》谓：“食必常饱而后求美，衣必常暖而后求丽。”书画艺术是精神的产物，但这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在础之上，历代书画家大都不拒绝润笔之资和物质报酬，当一个窘穷潦倒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被人赏识而获得稿酬时，其内心是激动的，这种物质上的功利刺激往往可发变成一种精神上的动力，以书养书，以画养画成为现代许多书画家进行艺术再创作的必要手段。遗憾的是凡有志于翰墨者，大器晚成者居多，当其奋发用功之日，正是其囊中羞涩之时，于是乎节衣缩食，津津乐此而不知老之将至，及其积数十年寒窗之苦，一旦名利已得，而人书俱老，真气已耗，岂不痛哉！所以学书者，名利之心固不可无，亦不可过，只是要看得淡一些罢了。
艺术的真正功利应该是精神的，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之一乐耳。”一个人在空闲之时，或工作疲劳之余，静下心来，写几行字，实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字书可以陶养性情，可以接迎静气，可以破去寂寞，可以解脱烦闷，可以消除疲劳，亦可以恢扩才情和酝酿学问，正如周星莲《临池管见》中所说的：“作书有养气，亦能助气，静坐和楷小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历代有许多书画家多长寿，就是因为他们在书斋之中，有烟云供养，有翰墨寄情，眼前有无限生机，笔下有无穷受用，此所以使中国古代文人雅士，骚人墨客，沉酣此道，如痴如狂，虽终老而不以为厌的真正原因，书法艺术只有保持着消遣，游戏的精神 时，才能避免单纯商业化的庸俗倾向。
从书法艺术的创作心理上来看，真正成功之极的创作亦应当保持着一种游戏的精神，就像一个优秀的杂技演员在表演高难度的动作时，表现出一生中轻松自如的态度一样，因此，当一个书家获得真下的创低矮自由时，他完全驱散了拘谨的心理，摆脱了法度的束缚，因物付物，纯任自然，于不经意处，随势生发，录机妙绪，应腕而来，心花怒放，笔态横生，如郢匠之使斧，有运斤成风之趣，似庖丁之解牛，兼迎刃而解之妙，这是一种从必然到自由，由有意到无意的从心所欲的境界，他表现得是如此的挥洒自如，如此的得心应手，它无意于工，而笔笔皆工，无意于法，而处处皆法，艺术创作，只有保持这种游戏的精神 时，才能创造出真善美的作品。
由以上可见，书法艺术既是一种严肃的合规律的创作活动，又是一种潇洒的最抒情的自由活动，其中有难言的苦楚 ，亦有无穷的乐趣，况当今学书者，有尘嚣之喧杂，又有交际之萦心，或分事冗忙，有案牍之劳形，或家务烦多，有难喻之隐衷，故学收者每多浮躁之心，字习小楷最要紧的是一个静字，要致虚极以守静笃，能甘淡泊以叩寂寞，自然能出风入雅 ，见微知著，若其人能于忙中偷闲，闹中取静，便是做学问的真功实功夫，能于喧哗场中，守神定志，便是搞艺术的真实本领，此司空图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是也。
学习小楷要矢志专一
历史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书家，也没有一个兼备众体的全能书家，他总是突出在某一个方面，或篆隶，或行草，以篆隶为当家者必兼攻篆刻，以行草为当家者必善擅楷法，楷书作为诸体的基础，既有它的依附性，又有它的独立性，凡楷法精能者，其行草亦必可观，故学书务以沉着为本，要矢志专一，从当今书坛的现状来看，十之八九都是业余之暇，潜心书道的，因此无论在时间，精力和财力上很难与古人匹敌，这是今人学书的短处，如全面铺开，兼攻众体，拉长战线，终将一事无成，所谓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其势必败。故凡有志于书者，当择定一家，以此为看家本领，然后可以旁通各体，从中汲取营养，细水长流，坚持数十年如一日，从一点突破，则或可于书林中独树一帜，唐太宗《笔法记》中说：“书学小道 ，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也，病在心务懈怠，不能专精耳。“小楷以法度见胜，以功力见长，学书者务必以此为根基，心无尘翳，留心此道，奋苦数十提，自能积学而成，历史上许多以行草见长的书家，其小楷都写得很好，只有矢志专一，才能精益求精。
学习小楷当人大字入手
初学小楷，最好能从大字入手，其原因有三，一是小字与大楷虽形体有巨细之别，但基本笔法不一致的，初临大字，可发比较清晰分明地表现出用笔的许多微妙手法，（如发笔，调锋，收笔，转换，过渡等），只有将这些微妙的用笔主法一一运用纯熟，书写小楷方不致失误，二是学习大楷，可以锻炼笔力，使初学者比较容易控制和驾驭一枝笔的能力，若和力不能沉劲便从小楷入手，则易犯浮薄轻佻之弊，故蒋和《书法正宗》中说：“初学先宜大字，勿遽作小楷，从小楷入手者，以后作书皆无骨力，盖小楷之妙，笔笔要有意有力，一时岂能遽到，故宜先从径寸以外之字尽力送足，使笔笔比有准绳，乃可以次收小。”松年《颐园论画》亦谓：“书家入手，先作精楷大字，以充腕力，然后典型示范作小楷，楷书既工，渐渐作行楷，由行楷而渐渐作草书，日久熟练，由书大草，要知古人作草书，亦当笔笔送到，以缓为佳，信笔胡涂，油滑甜熟，则为字病。”可知学书之法，最不可邋等，亦当以沉着为本，循序而进，三是初学大楷，比较容易把握住字形的匀称结构，使其下笔有准绳，结字有法度，起讫分明，向背有情，然后写小楷，方有规矩，蒋衡《拙存堂题跋 乐毅论》中说：“学书必从大楷始，如以千钧之力运用针芥，共变化轻灵，自然得心应手。”
学习大楷，最好从唐碑入手，唐人楷书，无论其笔法，体势都已过到了一种成熟的境地，出规入矩，皆极森严，为法胜之书，故特别适宜于裤子学者入手，且唐人楷书，最重骨力，亦最端匀，只有在这基础上，方可上窥魏晋人的小楷，王虚舟《论书剩语》中认为：“唐人各自立家，皆欲打破右军铁围，然规矩方整，转不能变，此有心无心之别也，然欲自然，先须有意，始于方整，终于变化，积习久之，自有会通处，故求魏晋之变化，正须从唐始。”确这心得之言。至于六朝碑版，因其刚从隶书演而来，风格各异，真可谓一碑有一碑之面目，但究竟是一种处于蜕变阶段的楷书，法长尚未十分完备，故宜在唐楷的基础上，继临北碑。且六朝碑版去魏晋不远，其笔法体势亦有互通之处，足资初学者借鉴，只有将唐要写到极刚健处，然后归到魏晋人小楷，则神韵中自具骨气。
初学唐楷，先求其骨力，当以欧阳询，虞世南两家为尚，欧楷骨力外拓，虞楷骨力内含，外拓者雄强，内停职者浑劲，骨力充羡，次乃可求笔势，当以褚遂良要法为尚，褚楷笔意流动，潇洒活泼，可以弥补欧楷过于严谨刻厉的习气，喜朴质浑厚一路的可以学颜真卿的楷书，颜楷丰腴雄伟，画平竖直，体势端庄，有一种古拙之气，与钟繇的小楷比较接近，至于柳公权的楷书虽以骨力见胜，清刚之气，跃然纸上，但究竟面目太完备，反不如质胜之书，故一般书家都不喜写柳字。
小字与大楷，又可以相互取法，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之妙，书写大字，要锋势具备，一如小字之详细曲折，书写小字，要雍容宽绰，一如大字之体格气势，正如叶恭绰在《遐庵谈艺录》中所说的：“务使大字如细字之精练，细字如大字之磅礴，大字缩小，固有气势，小字放大，亦有气势。“小楷发形小，虽毫发之细，亦须法度具备，点画精到，共势当如狮子搏兔，其笔力当如香象渡河，然后气足神完。陆游在《论学二王书》中盛赞王羲之的小楷，他说：“《乐毅论》纵横驰骋，不似小字，《瘗鹤铭》法度森严，不似大字，所以不可仰望也。”包世臣《安吴论书》亦谓：“小字如大字，此言用法之行，取势之远耳。”他也盛赞王羲之的《黄庭经》旷荡处直任万马奔腾，而藩篱完固，有率然之势。小楷要写得松动，但松动不是涣散，大字要写得茂密，但茂密不是拘紧，其中就贯穿着一个气字，气松形密，是小楷的特点。
小楷与大字，虽然可以相互取法，但小楷决不是大字的缩小，它有着自身的结构特征，小字贵于开阔，舒展，宽绰，明整，清腴；而大字贵于结密，紧凑，雍容，凝重，浑厚。苏东坡说：“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他的最后一句话最鲜明地概括了小楷的结构特征，是值得我们回味的。
